我认识的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虽然是手下几十号人、年入百万以上的标准金领，但他始终没有培养起一位金领应有的自信。原因是和其他的合伙人相比，他缺乏讲笑话的天赋。原来工作间隙和手下一起泡吧或者用餐的时候，其它的合伙人总是有无数的笑话、段子让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而他只能傻呵呵地和手下一起成为听众。虽然他是位成功的合伙人，优秀的老板，没能和其他的合伙人一样赢得员工心目中“有趣的人”的评价，始终让他感到非常遗憾。

毕竟，同样都是金领的话，大家就开始在其它领域拼杀了：谁的高尔夫球打得好？谁的博客点击率高？谁出的书销量大？谁的收藏更丰富？谁最会品葡萄酒？……

有位广告公司的亚太区销售总监最喜欢收集业内八卦：哪个大客户又离婚了？哪位同行换了新车？哪个代理公司的老总和小明星传了绯闻？这些八卦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他在做演示或者开会时，总能适时地把这些八卦改头换面加到自己的致辞中，从而让自己的发言总是处在听众由于好奇而绷紧神经后的高度关注中。而他也因此被同事及同行冠以“有魅力”的称号。

和“成功”相比，“有魅力”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赞扬，尤其是当身边全是成功的人时。

因此，一些部门总监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他们的老板对味道绝妙的私房菜馆的兴趣会比一份商业计划书更高。而对杂七杂八的小道消息如数家珍的机灵鬼，有时比埋头苦干的实力派更容易讨老板喜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什么会梳头的李莲英比才高八斗的大臣们更能讨得慈禧的开心？因为对慈禧这样的人来说，有时候发型好看不好看，比奏折写得好看不好看更重要。

就好像王菲说：“你们可以说我唱歌不好,但是绝对不能侮辱我的牌技”一样，有位自诩高尔夫球技高超的财经咨询公司总裁也说过类似的话：你可以怀疑我经营公司的业务能力，但不可以怀疑我的高尔夫球技。

除了高尔夫球、会讲笑话以及会开香槟之外，一位金领最好还能具备以下美德及技能：一、有社交明星的潜质。在Party中总能成功地把一众人吸引到自己周围。二、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感到自豪，并成功拥有二十年以上的婚姻。所谓物以稀为贵，当离婚成为连老百姓都可以轻松拥有的东西时，金领们就得反其道而行之。眼下一些金领乐于把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出生年月写在履历中，正是为自己经营感情的能力而自豪的表现。三、至少得会一种兴趣，并且最好有一定的资格证明。比如三级厨师、柔道黑带七段、职业品酒师甚至幼教的上岗证等等。反正这种资格得足以让人有资格说出：真想辞了职去做厨师/柔道教练/幼儿教师等等的话来。

但有谁会为一个年薪五万的工作辞掉一个年薪五十万以上的工作呢？所以请放心，这种情况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这样来解释富裕与贫穷，足够有说服力了，但什么导致了腐败呢？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腐败是对不正当激励措施的反应。例如，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商业环境调查》(Doing Business)显示，在印尼，合法成立一家小企业平均需要151天。这极大地激励了行贿行为或者不注册企业。官僚与腐败紧密关联并不奇怪。一般而言，合法挣钱越困难，非法挣钱的诱惑就越大，而且如果偷窃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更有可能去偷窃。

按照这个“激励至上”的观点，如果你从一个贫穷、腐败的经济体中找一个人，把他放到一个较富裕、较少腐败的经济体中，他将适应新的体系。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创始所长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指出，在休斯敦的建筑工地上，不识字的墨西哥工人与其他建筑工人具有一样的工作效率。墨西哥人完全有能力适应美国体系。

另一观点在“常识论”人群中颇为流行，即腐败成为印尼的一大问题，是因为印尼人是天生的骗子；穷国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充满了懒惰、愚蠢或不诚实的人。我对此持反对意见，但这是出于信仰，而不是因为证据确凿。不过，能有什么证据呢？你需要从每种文化中挑选一些人，把他们放到一个可以无视法律且不受制裁的地方，看看谁行骗，谁诚实。

对任何研究战略而言，这听上去像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但经济学家雷·费希曼(Ray Fisman)和爱德华·米盖尔(Edward Miguel)认识到，纽约市的外交官们事实上是完美的实验对象。外交豁免权意味着，开给外交官的违章停车罚单无法强制执行，因此合法停车基本上是个人道德问题。

费希曼和米盖尔得出了支持“常识论”观点的结果。具有腐败体系的国家——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衡量结果——派出的外交官员也有违章停车行为。在1997至2005年间，斯堪的纳维亚人只有12次未付罚单的违章停车行为，且其中多数是芬兰的一个“犯罪主谋”所犯。乍得和孟加拉国通常位于腐败排行榜的前列，这两个国家共造成了逾2500起违章案件。也许，穷国之所以贫穷，终究是因为充斥着腐败的人。

这是十分高超的研究，但我暂时不会放弃对经济激励的信念。2002年，纽约市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以惩罚赖账不还的外交官：把车拖走，吊销驾照，并从相应的对外援助预算中扣除罚款。未付罚款的违章行为立刻降低了90%。说到违章停车，个人道德十分重要，但激励措施更加重要。

这两天上网，看到中国新闻网刊登的一张照片，照片说明这样写道：“2月10日，从北京开往重庆的T9次列车上，硬座车厢人满为患，夜晚车厢洗漱间挤满了没有座位的乘客以及行李。”

据中国媒体报道，仅仅在2月10日这一天，全国铁路客流量便达到370万人，全国民航客流量也达到53万人；仅仅在北京一地，这一天的铁路客流量就有24万人，上海铁路局更为繁忙，10日当天发送旅客63.8万人。

难怪列车洗漱间都挤满了人。

随着除夕夜的临近，未来几天的春运客流量肯定会更为“惊心动魄”。有关方面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1亿7千万人次，中国传媒称之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

中国春运的种种画面，不过是把近30年来神州大地上规模日渐宏大、节奏日趋频密的内部大移民现象形象化、集中化罢了，当然，也把当代中国人口大流动所暗含的紧张和冲突给戏剧化、公开化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随着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日趋拉大，也随着官方户籍管制的日渐放松，中国出现了主要基于经济原因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流动人口迅猛增加，在过去10年里，流动人口大约增加了1倍，目前已经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接近1.5亿，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

其中少数农民工，再加上其他各类农民家庭出身的社会阶梯攀爬者，有幸成为“非农业人口”。官方数字称，过去七年来，中国每年平均新增城镇人口215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但绝大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尽管已经在城里工作、生活了许多年，但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中，他们仍然是“乡下人”。

在中国经济学家张曙光看来，恰恰是中国目前“只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准许人口自由迁徙”的做法，导致了每年春运火车站内万头攒动的“盛景”。

张曙光所定义的“人口自由迁徙”，就是指合法的长期迁居。他建议中国废除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一旦允许农民工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定居，成家立业，很多人就不会再劳民伤财回老家过年，春运问题不解自消。” 张曙光如是说。

但是，在那些主张保留户籍制度的人眼中，春运期间火车超载的场面虽然不太可爱，但毕竟比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遍布贫民窟、街头睡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的景象好得多。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曾经就取消户籍制度的利弊展开过一场网络讨论，一位反对取消户籍制度的网友这样写道：“取消户籍管理，会导致人群向发达地区流动，盲目的人群会呈放射状衍生于城市周遍，这样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市政建设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就业机会有限，找不到工作的家庭将比在原籍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对早先来到发达地区的已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会有强烈的冲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就是很好的例证。上海刚刚消除的棚户区，不仅会在上海重新出现，同时也会在沿海地区蔓延。”

最近，北京决策研究基地课题组在《前线》杂志上撰文称，现有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外来人口的流入。如果马上取消户籍制度，人口流动会更加容易，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北京。因此，户籍制度不应马上取消，而应进一步规范户籍迁入制度，在积极引进急需人才的同时，限制户籍迁入人口过快增长。

然而，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即使不取消户籍制度，也无法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除非中国完全回到改革开放前那种连外地游客、出公差者进京都要单位开介绍信的计划经济时代。

例如，如今北京的餐饮业、美容美发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等行业基本上都被外地人和农民工包下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市政府有意识地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些有户口的北京市民的确需要外地人和农民工提供的廉价服务。仍然保留过时的户籍制度，并不会把已在北京的庞大外来人口吓跑，只会让北京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双层社会：上层是有北京市户口的“一等公民”，下层是没有户口及其相应福利的“二等公民”。

计划经济时代除外，中国古今所有的历史都表明：仅仅靠一个户籍制度是很难把人捆住的。例如，明朝也曾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但亦未能把农民固定于一方土地之上。蔡美彪《中国通史》载：“明初对户口的管理，极为严格。无路引私渡关津，要从严治罪。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赋税的繁重，无地少食的农民被迫逃流外乡，寻求生路，被称为‘流民'或‘逃户'。荆襄一带是流民聚集最多的地区。成化时，这里的流民已达150万人以上。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有大量空闲荒地，外地流民多来这里屯聚开垦，官府难以禁止。”

流民现象的背后自然是经济动因，或逃避战乱灾荒，或寻觅更佳生路，所以，尽管当时官府严令禁止，后世又被城里人讥为天性守旧、难舍故土，但中国农民为了生存，即使在小农经济时代，也不乏“闯关东”、“走西口”、“湖广填四川”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迁徙壮举。

人口自由迁居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农业社会欲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更需要鼓励、而非限制农民进城，这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包杰斯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如果世界各国敞开大门，任由移民进出，那么全世界的GDP将猛增25％。中国经济学家都阳也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20％－25％是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所致。还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取消现行户籍制度，从而使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每年将会额外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两到三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性的人口自由迁居因国境的存在还无法完全实现，那么，无论是为了权利平等，还是为了经济发展，中国至少应该在自己国家境内废除导致城乡对立的户籍制度，充分实现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本国所有公民的迁徙自由。

然而，反对中国取消户籍制度的人并不全是维护城里人既得利益的特权主义者，也并非都不清楚或都不在乎人口自由迁徙可能带来的经济益处，他们主要的反对立论有二：“贫民窟论”和“社保论”，论证理由都很实际，摆出的困难也很真实：如果中国废除了户籍制度，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那种大城市贫民窟密布的情景在中国城市重演怎么办？如果中国取消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所有生活无着的进城农民申请目前只有城里人才能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怎么办？

反驳“贫民窟论”，似乎比较容易。其实，在法律上、字面上废除户籍制度之前，中国早已在具体操作上放宽了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的限制，外地人和农民工相对自由地进城打工，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并没有因此“长”出一片片蘑菇般的贫民窟，这大概是因为城市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上松中有严：控制外来人口，松；禁止违章建筑，严。我不相信，今后仅仅因为废除字面上的户口制度，贫民窟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城市中“冒”出。

不错，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完全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大城市的景观可能更像里约热内卢或孟买，而非更像纽约或伦敦，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去人为地压低大城市的物价、房价和其它生活成本，与此同时又严格禁止随地搭建简陋住房，如果中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能够有效地调节企业的地域分布，使之不再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如果中国其它中小城市也能提供更多的谋生机会，展现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市场经济本身也具有自发调节流动人口去向的功能：大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自然会迫使那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外乡人告别“伤心地”，另寻它地，另谋生路。

不过，反驳“社保论”，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国的城市户口簿，的确不是一纸简单的身份证明，它附带了许多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权利和福利，所以，保留户籍制度，也许会因此吓退一些有心却无胆进城冒险试试运气的农民。一旦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就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棘手的问题：既然全中国人都变得平等了，都可以自由地择地而居了，那么，他们是否也要给所有愿意进城的农民提供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退休金？如果提供，那么，这种示范效应是否会诱使那些尚未进城、留守农村的农民大批涌入城市？

这的确是非常实际、非常现实的困境，主张废除户籍制度的人显然难以仅仅用平等原则和经济理由来说服反对者，在他们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之前，匆忙废除户籍制度，的确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弊端。

具体到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退休金，在中国最终确立城乡合一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奢谈废除户籍制度，显然也是不成熟、不现实的空想。

网上一位中国网友说得好：“如果仅仅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改变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城乡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制度安排，这样的户籍改革恐怕只具有象征意义。”

其实，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弊，所有的政策选择都是衡量利弊：利大还是弊大？如果利大，那就值得兴利除弊：一方面审慎制定一套消除弊端的方案，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为最终实施改革措施开辟道路。

行文至此，我仍然认为，权衡利弊，中国的户籍改革还是利大于弊，而且利处远远不限于解决一年一度的春运瓶颈问题。

崔英杰宁愿诉诸于如此极端的手段，反映出笼罩着中国穷人的绝望情绪。崔英杰是一位退伍军人，他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靠出售烤香肠勉强维持着贫苦的生活。贫穷是他无力支付执照费用的原因之一。但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面对着拥有巨大政治力量的垄断势力。

中国城市的官僚机构向小商贩和小企业征收的执照费越来越高，同时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有时还包括暴力手段——打击无照经营活动。

我的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监管负担的加重和财产权的弱化，已经影响到政治上处于弱势、但在经济方面较为灵活的小企业家。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这些企业的黄金时期。《中国青年》(Chinese Youth)杂志1985年对读者进行的工作偏好方面的调查显示，选择自己创业的人数最多，希望进入政府部门的人数排在第7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充满活力的私营领域：中国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持相对较高的就业水平，主要得益于其在私营领域的优势。

然而，从那以后，中国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在城镇地区——已经变成了“一只掠夺之手”(a grabbing hand)，这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安德雷•施莱弗(Andrei Shleifer)为俄罗斯发明的词汇。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99年有3160万家企业被列为“私营”企业，而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350万家，在一个被认为发展迅速的时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小企业主的可怜状况，与西方盛行的、认为中国是资本家安居之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一份有关中国经济所有权结构的分析报告中，两位经合组织(OECD)的经济学家肖恩•多尔蒂(Sean Dougherty)和理查德•荷德(Richard Herd)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详细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标明了每家企业的控股股东。*在评估中国经济所有权结构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往往无法弄清是谁在控制企业。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在2003年——数据库有记录的最后一年——有52%的工业附加值来自私营企业。

然而，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52%是准确数字么？如果是，它是否意味着这是一个主要基于私人所有权的经济体呢？

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两位经合组织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假设——他们将个人、本土“法人”或外国公司控制的企业列为“私人实体”企业。虽然将个人或外企控制的企业列为“私人”企业是有道理的，但把国内法人（一个可以合法签定合同的人或组织）控制的企业归入此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这种国内实体持有的股份，类似于日本的“系列”(keiretsu)安排，即企业交叉持股。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中国许多交叉持股的资本来自于国有领域。因此，只要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就能发现，经合组织的分类，包括典型的国有企业。

但是，是否52%的估计数字就表明中国的经济由私营经济所主导呢？为了提供一个基准，我们将目前的中国与80年代初期——处于集中经济顶峰——的印度做一个比较。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执政时期，印度对银行实行国有化，限制外国投资，并给私营领域设置了大量障碍。即便是在这一切最突出的时期，私营领域在印度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目前的中国。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9年一份有关印度的报告，私营领域在制造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60年代初的93%，降至1983年的“仅仅”69%。而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改革，加之在统计私营领域规模时的“慷慨大度”，仍未能达到印度10年前（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私营领域规模。

尽管中国在朝着建立市场经济关键因素的方向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远远没有为那些真正推动市场、与政府没有关联的小企业家建立一个平等的竞技场。中国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从像崔英杰那样的个体业主开始呢？

这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有4000名员工，它即将完成一项计划：将股票期权分配给其控制的大陆咖啡店的所有员工，成为中国首批将激励方案从董事会扩展到咖啡师的跨国公司之一。

此举备受关注，因为它同时将3大重要趋势带入中国企业界：人们对股票的兴趣重新燃起，中国的资本管制逐渐放宽，跨国公司为保留优秀员工展开激烈竞争。

星巴克大中华区副总裁翁以登(Eden Woon)表示，去年4月份之前加入公司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20小时，就有资格参与此次期权计划。（上海、浙江和江苏省的员工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地区的星巴克店，属于台湾统一企业(Uni- President)控制的特许经营店）。

在中国实行的这一计划，与该集团自1991年开始在美国实行的“咖啡豆股票”(bean stock)激励计划类似。

星巴克的期权行动，是最为雄心勃勃的一项计划，但一些其它外企也在开始尝试这种员工股权计划的创意，特别是在信息科技领域。

电脑制造商戴尔(Dell)将股票期权授予其中层管理人员，而英特尔(Intel)则鼓励员工参与公司的全球股票期权计划。微软(Microsoft)为表现出色的员工提供股票奖励。

对于在华跨国公司而言，股票激励计划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争夺优秀员工的竞争日益激烈。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大量的投资，使得资质过硬的员工可以经常换工作，薪金也越来越高。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表示，留住员工是在华美国公司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过，对于拥有在跨国公司获得成功所需的技术和语言技能的人而言，市场也是有限的。

当Ebay在华合作伙伴易趣(EachNet)被总部设在北京的Tom在线(Tom Online)收购时，股票期权的受欢迎程度显而易见。本月初，易趣员工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在网上发贴，向Ebay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表示抗议，他们在信中要求保留自己的Ebay股票期权。

员工们表示，鉴于他们的底薪“远远低于在其它在华跨国公司工作的人”，因此期权是提高收入的一种方式。

向中国员工发放股票期权的障碍之一，是中国用以防止资本外流的管制措施，这限制了员工从国内提取外币来行使其期权的能力。

为了绕过这种限制，一些公司已推出“无现金”期权，允许雇员通过出售公司股票来获利，这种做法在实际上无须行使期权。

尽管这使得公司可以提供一些股票相关的激励形式，但此类计划没有鼓励员工在一定期限内持有公司股票，这是股票期权背后的潜在动因之一。

其它企业已引入虚拟期权，根据股价表现向员工发放奖金；不过，这种激励必须来自于公司的利润，这降低了它们的吸引力。

但是，随着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政府已开始鼓励加大国内储蓄的外流速度。中国政府正制定相关规定，允许中国公民每年最多可携带5万美元出国。这将使跨国公司员工得以大量投资其所在公司的股票。

星巴克的股权激励计划出台之际，中国企业对股票期权计划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初，中国政府初步批准内地上市的国有企业向员工发放期权。此后，宝钢(Baosteel)和白色家电制造商海尔(Haier)等逾100家企业已宣布了期权激励计划，目前正等待监管部门的最终批准。宝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

对于政府来说，员工期权可能是一种改善上市企业公司治理标准的方式。除了使高管对企业有一种归属感以外，这种做法可能还有助于控制腐败。腐败之所以成为中国国企管理人员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说法之一是许多人底薪偏低。

上海经邦咨询的薛中行表示，股票期权将有助于使国企管理人员的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

然而，批评人士已警告称，中国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必须加以仔细监管，以防止出现滥用的情况。他们表示，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督，高管股票期权可能会变得颇具争议，就像星巴克发源国（美国）目前的情况一样。

这种势利的情形充斥在每个公司的每间办公室里，就连负责收发邮件的门房都会抓紧机会势利一把。从公司总部到郊区工厂开会的市场经理林小姐就遭遇过类似的势利眼。因为那天穿得不够“白领”，在请门房帮助叫快递时，连普通话都讲不好的门房叔叔用下巴朝贴在墙上的纸头指了指，让她自己打电话叫。意识到自己正被“势利眼”欺负的林小姐立刻反击：“你知道在和谁讲话吗？我想和你的领导谈一谈。”从此之后，门房的下巴在林小姐面前再也没那么活跃过。

从初级员工打拼到管理层的某位咨询公司合伙人并不觉得“势利”有什么不好。他觉得有时这是“效率”的副产品。每个人都应该抓紧有限的24小时跟对自己更有利的人打交道。而一般来说，比自己高一级的、和自己平级的、以及某些比自己低一级的人更容易给自己带来利益。为了更有利的人，有意或者无意忽视或者怠慢了次有利的人，算不得什么。

为了将这种级别势利运用出最大效率，一位国营出版机构的领导特地向我咨询过外资出版机构里的层级设置，并将敌方与己方的相比较，得出一个条目清楚的对比列表：外资的出版人相当于我们的社长兼党委书记，外资的高级编辑相当于我们的总编辑或者副总编辑，外资的总经理相当于我们的发行总监加上广告总监加上……完成了这样的职位换算，就像搞清了不同货币间的汇率一样，更有利于利益的积累或结算。

不过如果还没换算清楚就摆势利眼，很容易造成重大利益损失。一次我的朋友在接待客户时，对一位印着“President”头衔的人大献殷勤，而对旁边一位名片上只印一个光秃秃名字的人略有怠慢。在丢掉这个单子后，他才搞清楚，原来那个没头衔的人是家族董事会的董事，President的老板之一。这给了他一个教训，以后至少得先把形势搞清楚之前再势利不迟。

教师们是怎样穿衣打扮的？凯西·列特（Kathy Lette）在其最新的小说《如何杀死你的丈夫》（How To Kill Your Husband）里这样评论道：“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女教师的着装标准是平底鞋和‘有趣的'耳环”。一位教师的朋友则说：“欢迎加入世界上穿着最糟糕的职业。”看上去，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以为教师这个行业的人穿着比较单调。

当生活出现重大的变化时，人们会问自己一些严肃的问题，例如“我想从生活中获得什么？我只是在沉迷于希望‘天更蓝，草更绿'的梦想中吗？在忙着备课和制订工作计划的同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花了大量时间问另一个问题：“我该穿什么？”这是我原来没有料到的。

毕竟，我以前并没有经常为这事烦心。我喜欢款式优美的衣服，有了件新衣服时也会兴奋异常，但是我从来没有系统地穿着打扮过，也一直没有怎么爱上逛街购物。结果，我的穿着是乱七八糟。

在我以前的工作上，这对我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传媒领域工作的人善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夺目耀眼的东西上，然后忽略其余。他们会说“我喜欢这鞋”，“这包真不错，哪儿买的？”他们似乎更看重那些不同寻常的单个亮点或聪明的穿法，而忽略整体。但十几岁的孩子们可不一样。我曾经听到朋友的孩子批评他们的老师穿着如何难看，甚至古怪糟糕透顶。我的衣柜里塞满了许多希奇古怪的都市女装：有一件标着“新款”字样的套头衫，却带着很不实用的宽大蝙蝠袖；一件看上去晃荡荡的Nicole Farhi裙子，像一条没有烫过的绸布胡乱地裹在屁股上；还有一双黄绿色的United Nude楔形鞋。我以前在伦敦的同事喜欢这些东西，但我担心它们只会招来这帮学生们的嘲笑。

我问过我的女儿她的老师是如何穿着的。她告诉我千万不能穿成像X夫人或Y小姐那样，虽然她并不能说清楚她们的风格到底怎么个不好。但她会说，A小姐和B夫人的穿着真的很棒，并且说：“想想看，她们同时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啊。你觉得这其中有联系吗？”嗯……我在家长晚会上仔细地观察了A小姐和B夫人，觉得很不错。她们的穿着中透着思考和关怀，看上去很时髦，但又不让人觉得做作或过分花费（教师的工资是买不起很贵的衣服的）。

同时，在我考虑并决定转行的那几个月时间里，我走访了好多学校。我遇到的第一个校长这样跟我打招呼：“噢，你好高啊，这不错。”我当时有点困惑，她跟我解释说，一个令人尊敬的老师通常比较容易管好班级；在她的字典里，身高等于令人尊敬。在另一所学校里，一个副校长告诉我，当老师就像当演员，只不过一天里要为不同的人表演六七场。

我恍然大悟。做老师就像做演员。所以就像一个演员准备演绎角色时要考虑服装和外表，以及角色背后的动机一样，我不应当对自己沉迷于考虑在课堂上应该穿什么衣服感到内疚，而应该把它作为对拥抱新生活的准备。同时，我意识到我不想买伪装自己的衣服，比如那些奇怪的裙子和松垮的毛衣。我也决定不放弃我在传媒工作时的那些衣服，而是将它们与更加精心挑选的衣服搭配起来。

因此，我破天荒第一次不光买了我看中的一条裙子，我还叫售货员推荐一件上衣来搭配。她在一堆毛衫中挑出了一件，看上去虽然毫不起眼，但是它的确和这件惹眼的裙子很衬。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形象。接下来，我从衣柜里找出了一条裤子，它裁剪非常精良，但我却没怎么穿它。为什么？原因就是我没有合适的上装。于是，我去买了一件合适的。现在当我买某件衣服的时候，不是因为心血来潮，而是因为它和我已经有的靴子正好搭配。

尽管你或许早已就知道要以这种有意识的方法去穿着打扮，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突破。我感觉像一个演员一样，想换什么样的衣服时，更衣室里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的第一学期已经结束了，我可以说我很高兴自己在课堂之外，让自己花了时间关注自己的着装。最近在一次家长会上，一位母亲对我说她一直期望能见到我，“因为我女儿说你穿得非常漂亮”。

如今，韩国已是全球第十大经济体。然而，这些家族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了某些人眼中亟需驯服的猛兽。

韩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公平交易委员会(Fair Trade Commission)主席权吴升(Kwon Oh-seung，音译)指出：“财阀的势力太大了。” 在权吴升看来，这些企业集团已经扭曲了韩国经济。公平交易委员会已带头提出指控，力图阻止这一行为。

不过，韩国政府并无意打击财阀，反而正在推行一项计划，放宽对企业集团及其股权结构的规定。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股权结构往往很复杂，其控股股东通过这种结构控制着庞大的工业帝国，但其正式股权常常还不足5％。

韩国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定于本月考虑变更一项监管规定，如获通过，将使受交叉持股规定限制的公司数量，从24家财阀下辖的343家附属公司，减少到隶属于7家集团的24家公司。

根据目前的监管规定，如果财阀附属公司的资产超过2万亿韩元（合21.4亿美元）并隶属于资产超过6万亿韩元的集团，就不得持有其关联公司25％以上的股份。

而根据拟议修订的监管规定，只有资产超过10万亿的财阀才会受到影响。此外，交叉持股限制也会放宽，允许财阀附属公司最多持有关联公司40％的股份。

韩国财政部表示，此举的目的在于鼓励公司投资。由于韩元走强和12月总统大选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预计韩国公司的投资增速将大幅放缓。

这种观点得到了产业集团的支持。据韩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称，预计韩国30家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今年的投资总额将达到52万亿韩元，仅比2006年高出0.6％。

韩国财政部辩称，任何旨在抑制财阀的努力都可能影响增速已经放缓的韩国经济。实际上，韩国国内存在一种担忧，认为如果没有了财阀，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将停止增长。

但权吴升认为，新规定只会进一步扭曲韩国的经济。权吴升希望推行更为严格的交叉持股限制规定，但其努力遭到了韩国政府的阻挠。权吴升表示，目前的持股限制规定已经导致附属公司控制了财阀多达40％至45％的股份，而所有者实际上却仅持有5％的股份。

他表示：“在当前的环境下，即使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附属公司也能生存。我想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使所有那些生产优质产品的公司都能在市场上生存。”

许多分析人士表示，韩国脱离对财阀和制造业依赖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开始发展服务业，并促进中小型企业成长。韩国中小型企业的雇员数量占韩国全部劳动人口的80％。

目前人们正在质疑财阀的巨大规模，尤其是随着目前三星(Samsung)和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正准备安排第三代董事长。交叉持股形成的复杂网络为这种做法提供了便利。

权吴升认为，韩国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并将三星、现代汽车、现代集团(Hyundai Group)、LG、SK和斗山(Doosan)列为罪魁祸首。

目前韩国最大的财阀三星拥有逾60家附属公司——从酒店和证券交易公司，到造船厂和石化企业，横跨多个领域。三星的市值和出口额分别占韩国股市总市值和总出口额的近25％和逾20％。

权吴升表示：“我将韩国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比较后发现，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已经拥有了妨碍市场运行的力量，因此我非常担忧。”

韩国财阀对旨在抑制其权力的企图进行了激烈抵制。韩国工业联合会中财阀俱乐部成员李成哲(Lee Seung-chol，音译)辩称，韩国工业联合会打算对大企业实行的限制措施完全是“错误的”。

他表示：“即便大企业主导着韩国国内市场，它们也尚未主导国际市场。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中，市场份额并不等于市场力量。”

但对于权吴升呼吁采取更严厉监管措施的做法，分析人士表示认同。驻首尔商业顾问汉克•莫里斯(Hank Morris)表示：“与其潜在竞争对手相比，财阀可以支配规模庞大的资源。因此，政府有必要扮演裁判的角色，监控不正当竞争手段。”

从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Shaanxi Baoji Special Vehicles)购买装甲人员输送车(APC)，表明中国军队告别了数十年来依赖迟缓的国有国防承包商的历史。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突破，是因为中国战略部门越来越意识到，在推动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私营企业是不可或缺的。

陕西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宝和表示，上世纪80年代，一家国有企业花费了10年时间，才制造出中国第一辆轮式装甲车；但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在2002年发现了轻型装甲人员输送车的市场机会时，仅用15个月时间就推出了产品。

王宝和表示：“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思维和方式完全不同于大型国企。我们走的是一条极其快速的路线。”在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从私营企业采购装备之前，该公司就已经在开发装甲人员输送车了。

解放军显然需要这种创业热情。中国上月进行了一种反卫星武器的试验，突显出中国在树立空间及航空领域的优势方面取得的进步。它同时也表明中国与美国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美国在20年前就试验了类似的技术——而且，中国政府在先进武器系统方面仍高度依赖外国进口。

美国国防部(US Defense Department)在其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中称：“中国军工行业的主要劣势，一直在于相对缺乏科学和工程创新、臃肿的官僚机构以及糟糕的企业实践。”

中国政府仍坚持国家在军工行业占主导地位，不允许私营企业生产坦克或战斗机等武器系统。但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培育非国营国防企业，甚至承诺为私营军工企业提供补贴贷款。

宝鸡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成功，显示出了潜在的好处。王宝和表示，他们的装甲人员输送车成本约为11.5万美元，不到国际同等级别装甲车价格的一半。实质上，就是将装甲车身和一个超强动力的发动机、一个购自欧洲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的底盘拼接在一起。

然而，王宝和表示，私营企业仍不能直接面向海外推销其军用产品，不享受退税政策，甚至很难从军方得到有关采购机会的基本信息。

“我们面对着很多的不平等待遇，”他表示，“我们和国有企业的起点不一样。”

卫星定位服务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Beijing BDStar Navigation)董事长周儒欣表示，即使知道有机会，也很难让采购官员冒险押注于私营企业。周儒欣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

“（采购官员）必须考虑自身职位的安全，”周儒欣表示，“如果他把项目交给一家私营企业，而这家企业又没做好的话，他可能会遭到攻击。”

当奢侈品大牌们纷纷将自己的中国旗舰店开入温州，中国大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却悄无声息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2006年，一个叫淘宝的网站几乎成了都市白领的必修课。你想要的任何东西——物品甚至个人服务，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搜寻到。与此同时，被大商场大品牌一统天下的美容产品，也在这里被撕开了小口。有人细心解析大牌美容品的含量，试着用同样的东西替代。比如某大品牌的抗衰老乳液，核心科技是内含胶原蛋白，便有人悉心收购胶原蛋白粉，配以乳液，以极低的价格售卖。因为不含防腐剂和乳化剂，这些自制产品都必须在3个月内用完。然而，不逊于大品牌的使用效果加上低廉的价格，使笼罩在大品牌身上的利润一层层分崩离析。

DIY的美容品商家，各有不同绝招和原料进货渠道。他们自行解密大牌的成分和含量，试着用同样的东西替代，同时又将中国一些厂家的滞销原料回收，重新组合。比如某种美容口服液，便是将青岛某处销量不佳的红酒重新回笼，加入自己的口服液中。还有一家卖痘痘膏的，则是多年祖传秘方，用多种药膏熬制而成。售价则在人民币30元以内。

当然，这些DIY产品在售卖前，都经过卖主严格的试验，有的人本身就是学化工或者中医专业的，也算是术业有专攻。

上海的七浦路也是反大牌消费的一朵奇葩。2006年中国的选秀节目出过一个疯魔的小孩叫师洋，他的所有演出服，基本都在七浦路搞定。在访谈节目中，他指着自己里里外外的衣服，加在一起，不足人民币100块。居然还搭配得有模有样，吓坏了电视机前动辄几千块买一件衣服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本来就人潮汹涌的七浦路，笼上了先锋色彩。

师洋的穿衣心得很简单，就是买来平常的衣服，加以DIY——自己或缝补或添加，便成为一件时髦衣服。

当然，最彻底的反消费，是将自己所有的用品用到最旧，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史上最旧款——只要它还能用。有些中国白领，则定下了不花钱买东西的最高指令。是啊，打开衣橱，谁没有几件打折季节里过度消费的衣服？这些东西，如果一件一件穿过来，实在够穿很久很久了。

摒除了这些额外的负担，生活朴素得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给自己祛除了厚厚的皮肤角质，又可以得到最初的丰沛的氧气。

一些反消费主义者说，将生活的色彩变成黑白，那些关于生活本身的意义才能一点点浮现出来。比如关爱周围的人，比如工作之余投入自己的爱好——读书或写诗，比如花几个月时间去边疆支教。大品牌并没有教会人们这些。在大品牌营造的幻梦世界里，这些反消费主义者觉得离开自身越来越远，远到已经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了。

但与多数国家的典当行不同，这里真正的生意是一批典当房屋的稳定客户群。 “是那些典当自己房屋的人，让这个地方维持了下来。”经理曾惠文(Zeng Huiwen, 音译)一边说，一边晃了晃那张她签了字的50万元人民币（合6.4万美元）贷款收据，抵押品是一套公寓。

3年前，当典当行开始接受房屋作为抵押品时，大多数消费者希望迅速得到现金，是为了创业。然而，最近几个月，他们开始借钱投资股市。

在经历了5年的暴跌之后，2006年中国股市飙升130%，并且吸引了新一代投资者。今年1月，国内新开设股票交易账户138万个——平均每个工作日6.9万个。

中国官方报纸《中国证券报》(China Securities Journal)一篇报道称，北京居民去年典当的房屋价值为15亿元人民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购买股票。

然而，典当行的这种新业务，凸显出市场的弱点。尽管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已迅速增长，但市场仍然靠个人投资者驱动，他们往往波动较大。由于没有什么其它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因此当投资者信心高涨时，资金就从银行存款流向股市，但如果乐观情绪有所减弱，这些资金就会立即消失。

此外，典当行突显出某些投资者不计后果的特点。由于中国非凡的创业活力，它也开始越来越沉迷于赌博。2006年，中国大陆股市增长逾一倍，而澳门赌场则录得了高于拉斯维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的收入。

由于担心股市可能过热，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打击投机行为。全国人大(NPC)副委员长成思危上周警告称，中国股市正在形成“泡沫”。结果，上证综合指数上周累计下跌7.3%（其中上周五下跌4%），回吐了今年以来的涨幅。

多数分析师认为，这种下跌是一种健康的回调，将使上涨行情得以持续下去。然而，举债过多的散户投资者可能进行新一轮的恐慌性抛售，这将为监管当局敲响警钟。

股市大跌不仅会导致企业筹资计划失败，同时还可能令政府面对心怀不满的投资者的政治对抗情绪，这些投资者将指出政府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国家是监管者，决定新股的发行量，拥有多数的券商，并享有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控股权。甚至多数典当行都为政府所有。

上海另外三家典当行的经理证实，目前其业务主要是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而购买股票是这些资金的主要用途之一。一家典当行已印发宣传页，详细列明房主需要准备的所有文件，包括水气电账单和产权契证：另一家典当行则在出租车的车窗上打了广告。

曾惠文表示：“不管他们是购买股票还是创业，我们都不在乎，只要他们还钱就行。”

典当行针对住房抵押贷款收取的月息为2.5%至3%，如果还款时间晚了5天以上，那么可以对这些住房进行拍卖处理。

“实际上，时间要长得多，”曾惠文表示，“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为客户寻找容身之所。我们确实表现出了某种人性。”

本周日，印地安那波里斯小马队(Indianapolis Colts)和芝加哥熊队(Chicago Bears)将在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第41届超级碗(Super Bowl)比赛——美国体育运动中最神圣的赛事——中遭遇。届时，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可以观看到最引人注目的啦啦队表演。小马队拥有一支正式啦啦队，而熊队则没有。

但近年来，英国、日本、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有数万名年轻少女也成为了啦啦队员。

总部位于孟菲斯的Varsity Brands公司，在美国啦啦队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最近，该公司派遣了5名教练前往中国，这是该公司激发中国人对啦啦队兴趣的举措之一。一个中国代表团将于3月初访问Varsity，就未来5年内培养多达100万名中国啦啦队员一事进行谈判。

Varsity首席执行官杰夫•韦伯(Jeff Webb)表示：“人们一直对美国人的所有东西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啦啦队运动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英国啦啦队运动协会(British Cheerleading Association)会长鲍勃•基拉尔菲(Bob Kiralfy)表示，啦啦队运动结合了体操、舞蹈和时装秀的多种元素，“其中很多内容超越了所有国家和文化的界限”。该非营利组织由Tayside Tornadoes和Pontefract Petals等大约360个啦啦队俱乐部组成。

基拉尔菲称，啦啦队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一种室内运动的概念，队员可以打扮得像明星一样，在一大群有欣赏力的观众面前表演。”

当许多外行人仍然将啦啦队与鼓舞运动队及其支持者的士气联系在一起时，它却可以带来巨额利润。

目前，约有150万至200万美国人参加了“全明星啦啦队运动”，有大约5000个有组织的俱乐部互相竞争。Varsity等公司举办各种比赛、夏令营和培训班。它们大部分利润来自销售制服，以及彩球、饰物和喇叭等配件。

Varsity称，一场普通的比赛约有3000名至4000名啦啦队员，以及1500名观众参加。每位参加者通常支付约50美元的费用，观众每人20美元，每人带来的商品销售收入通常为50美元。

韦伯估计，北美市场的总规模约为每年4.5亿美元。Varsity的年收入为2.6亿美元，其控股股东为洛杉矶私人股本公司Leonard Green & Partners。

最近，北美地区的参与状况已趋稳定，促使该行业内的厂商进军更遥远的市场。

随着电视节目中对啦啦队的报道越来越多，激发了全球各地对该项运动的兴趣。基拉尔菲指出，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比赛的电视转播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它是推动英国市场年增速达30％的重要因素。

加拿大啦啦队公司FlyGirl老板曼迪• 奇塔姆(Mandy Cheetham)表示，“这是一项高强度的体育活动，因此能够吸引那些喜欢高活力运动的人。” 奇塔姆称，啦啦队运动的主要益处之一，在于它能够鼓励少女们进行团队合作。奇塔姆曾担任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澳大利亚队伍的咨询顾问。

虽然如此，这项运动也并非不存在争议。人们对于超级碗等顶级体育赛事的关注，集中在漂亮的外表和舞姿上，而非竞技精神和团队协作。

奇塔姆承认，它使参与者承受了巨大的体形和长相方面的压力。参赛者出现饮食紊乱的现象并不屡见。

Varsity在草拟比赛规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它正试图通过惩罚放任性暗示行为或过度化妆的啦啦队，来抵制不良声誉。

一些全明星俱乐部正计划采取行动，禁止会员暴露腹部。正如韦伯解释的那样：“我们想让这成为一项队员父母愿意他们孩子参加的活动。”

可圈可点的中国时装周

“我们第一季的时装周只有4个设计师参加，也没有外国参观者。这一季将有40场秀，包括十几个外国品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希望自己的时尚感觉不断地与国际接轨，并提高品味”，中国时装周主席王青解释道。中国时装周迄今已有十年历史。

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设计总监费奇埃赫（Nicolas Ghesquière）是上海时装周上来头最大的设计师了，在时装周上，他和《花样年华》的女主角张曼玉是红地毯仪式的压轴嘉宾。而接下来的北京时装周，则更注重对于本土时代精神的诠释。

北京时装周上展出的奢侈品，不仅有高端品牌东北虎（NE Tiger）展出的镶有50万颗施华洛世奇（Swarovski）水晶的云锦长裙——这种面料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才配穿，也有当地女设计师郭培的“阳光”系列，其中一件长裙售价达500万人民币，折合35万英磅。在中国首都举办的这次时装周的主题是极尽奢华。

设计师郭培

“中国的新生代女性钟爱并在经济上能够负担定制成衣。她们喜欢中国的设计”，郭培介绍道。这位38岁的女设计师拥有风格独特的设计室：玫瑰坊。而她和她的设计团队并没有闯荡巴黎高级女装市场的念头。

郭培的工作室兼设计室位于申根（Shengen），是在建的奥运村以北的一个商业园区。那里有一支令她引以为荣的工作团队，员工人数超过八十多人。郭培作品的做工和质量堪与巴黎众多顶级品牌媲美，而售价仅为香奈儿或迪奥服装的十分之一，一套套装的价格为2,000欧元。她的客户包括电视主持人、肥皂剧明星、和社交名流刘彦东（音译）、张美英（音译）等。

“社交场上的名流们钟情于式样经典、带有异国情调装饰的服装。女演员和房地产大亨的太太们则喜欢更加夺目一点的效果”，郭培站在一排排意大利羊绒、瑞士锦缎和凸花花边前说。

郭培的时装秀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办，那里有北京最高级的商场，云集了从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到Max Mara的所有名牌。时装秀吸引了约1,500名观众。展出的服装中，有一条华丽的撑裙，色调是勃朗峰（Montblanc）积雪般的雪白和浅褐色相间；还有15层曳地裙摆的粗雪纺短裙，裙身饰有水晶亮片镶成的条纹。这些服饰的设计前卫大胆而又令人惊艳。同时，在东北虎的秀场上，德迈尔（Cecil B. DeMille）和卡瓦里（Cavalli）两位设计师的作品正争奇斗艳。这次展出的婚纱绚丽多姿，而高贵的皮草服装令以皮草起家的芬迪（Fendi）都相形见绌，热情似火的瓦伦帝诺（Valentino）红色丝绸长裙和开叉到臀部的旗袍裹在西伯利亚的纯白貂皮大衣里，别有一番风味。

中国独特的雅皮阶层

中国的高房价滋养出了其独有的雅皮阶层。由于每个月要缴纳高额的住房贷款，他们休息时往往留在家中而不出去消费。天意（Tangy）的创意总监梁子是由此而生的设计潮流的领军人物，他曾经在法国卡鲁塞勒大厅（Carrousel du Louvre）举办时装秀，成为当时法国时装周的重头戏。

天意在中国有200多个零售点，出售丝绸睡裤配以露肩低胸衬衣、褶裥、分层短裙或半透明多叶式半身裙。服饰上饰有刺绣和印花，这些华丽而富有现代感的装饰很合现在那些中国雅皮的口味——很适合这些“房奴”在周五的晚餐派对上穿着。这些数量庞大的抽象丝绸裙子在北京798艺术中心的开幕式上亮相，该艺术中心遵循时尚的包豪斯风格（Bauhaus），在位于北京大山子的居民区内。在那里多达几十家画廊，设在一个废弃的前东德军工厂里。

与此相反，喜欢开派对谈生意的人们和企业家们更热衷于去人气极旺的酒吧。那里的着装标准是：靴子、灯芯绒裤子、紧身丝绸上衣，仅以一个西方品牌的商标做点缀、印有虎皮纹的兔皮茄克衫、纹刺青、穿脐环。更年轻的酒吧客们则偏爱Bindwood品牌的服装——一种风格类似于Miss Sixty的本土休闲品牌，配以Dolce & Gabbana或LV的墨镜。

Bindwood善于运用抢眼的色调和金属风格，其服装款式不分性别，糅合了街头篮球、美式文化和嬉皮精神的图案，也有中文的涂鸦和蝴蝶和花草树木的花纹。Bindwood的创始人刘洋以前是时装学院的学生，他创立的品牌主要以雪纺、粗棉布拼镶制作的半身裙和茄克衫、带有军装风格的高腰女上装、纽扣沿及膝盖的紧身女裤、和时尚的点缀为特色。这些衣服可能很前卫，但骨子里那些花哨设计的来源是经典的共产党式的元素。“凭借强烈的创作主见和先进的管理模式，Bindwood将不断取得惊人的成就，并成为一个不朽的品牌。”有媒体如此报道。

随着时装行业的发达，中国的许多青少年都渴望以时装设计为大学的专业。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几家设计学院。据统计，中国目前有逾10万名时装设计专业的学生，他们将是以后10年中时尚界的生力军。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可能成为推高经济产出的关键驱动力：高层政治，其表现形式是今年年底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党代会每5年召开一次，届时中央政治局将选出新的成员，并于2008年3月产生新一届政府，对各大部委进行人事调整。

与党代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相对权力一致，党代会先行召开，并为新一届政府定下基调，新一届政府在党代会召开之后组建。

在过去三届党代会召开以及随后新一届政府组建之前的一年，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大幅飙升，之后达到峰值水平。

由于投资在中国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将近50%，因此投资的增长，确保了每届新政府所面对的都是一个经济相对活跃的时期。

预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将赢得下一个5年任期，他的权力不会面临明显的威胁。但即便如此，胡锦涛及其属下也不会希望新一届政府诞生之初，就出现经济放缓的局面。

中国主要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NDRC)下属智囊机构研究员王小广表示，伴随政治周期出现的投资增长是 “结构性过热”的一种形式。

“只有政府变热，经济才会变热，”他表示，“扩大消费很难，因此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加固定投资。”

甚至在1998年政府换届之前，投资也出现了明显增长，当时中国正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投资增长通常受到基层地方官员的推动。直到不久前，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还一直完全以当地经济增长率和创造就业人数为标准。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驻香港经济学家王庆在一份图表中对政治周期进行了描述，这张图表描绘了投资和新一届政府成立之间的相互关系。

王庆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如果这一模式继续存在下去，到2008年底的未来两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似乎会进入上行阶段，届时中国政府将进行换届选举。”

将于本周四公布的2006年中国官方GDP数据将显示，中国经济已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发改委上周称，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0.5%。

国内外投资银行的多数经济学家估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10%，远低于去年第二季度11.3%的峰值水平。

然而，王庆对于政治周期的解读，使他将增长率的估值定在9.5%。他表示：“平衡风险有上升趋势，”

然而，与今年政治周期相悖的，是一些具有抵消作用的强大力量。

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投资的审查，以减少其心目中地方政府的浪费性支出。

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无法按照以往的方式来指导经济，因为更多的投资权掌握在了企业家手中。

北京咨询公司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如今所有这些可能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大量经济活动已经从国有部门转移到了私营领域。”

耶德•古迪(Jade Goody)和其他几名英国人欺凌印度女演员希巴•谢蒂(Shilpa Shetty)的新闻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在节目中，双方就许多具有外交敏感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例如他们的餐桌上需要多少Oxo牌浓缩固体牛肉汤料等。然而，这几位英国人在节目中多次对希巴•谢蒂发出嘲笑，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都希望傲慢与偏见已成为过去，然而从这几位嘉宾的行为可以看出，这种顽固不化的情绪在英国国内仍然存在。

英国媒体监管机构创纪录地收到3.3万次的观众投诉。人们指责几位英国嘉宾反复念错谢蒂名字的发音，并屡屡冒犯谢蒂——模仿她的口音、蔑视她的烹饪习惯。该节目的赞助商日前撤出了对该节目的赞助，而印度民众则焚烧了该节目制作人的头像，以发泄愤怒。

这种愤怒情绪或许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名人老大哥》的播出方在第一时间播放了这些场景，引起人们对它污蔑中伤，就显得没有什么道理了。实际上，英国政府拥有的第四频道(Channel 4)和该节目的荷兰制作人Endemol根本不应受到责备，反而应该得到称赞。

英国广播条例规定，播放攻击性内容必须具备合理的“情境”——这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且非常必要的不精确词汇。举例来说，适合在有关种族主义的纪录片中播放的内容，可能并不适合在足球评论中播放。

因此，监管机构和广大观众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上述情境是造成不愉快的正当理由吗？

对于那些收看《名人老大哥》找些乐子的观众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名人老大哥》之所以仍然被尊为真人秀电视节目的祖师爷，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节目。这种节目形式源于荷兰，现已传至约30个国家。

《名人老大哥》经常遭到知识分子的讥笑，称它为美发店内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闲谈提供了无聊的素材。但这个节目的出现，是一项有趣的社会试验，它摒弃了多数真人秀电视节目采用的才艺比赛形式。

实际上，该节目的早期曾经聘请行为学家，对进入《名人老大哥》的嘉宾所坦承的压力进行评论。节目中还有一些贝克特式(Beckettian)的任务。（贝克特，爱尔兰著名荒诞剧作家——译者注）

但为了追求收视率，导致该节目经常沦为愚蠢荒唐的闹剧。制作人不去探究神智清醒的人如何以及为何在压力下崩溃，而是故意挑选一些古怪的嘉宾。观看节目完全变成了一种窥阴癖行为。

由于古迪和谢蒂的原因，该节目重拾了从前较为高尚的理想，使真人秀电视节目正开始发挥其真正潜力：反映那些或许不上节目就会被忽视的现实。我们应当抓住机会，就这些事实展开辩论，而不应争论它们是否太富有攻击性、是否不适合播出。

社会上随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经常被指责为奥威尔式(Orwellian)禁锢社会的象征，而《名人老大哥》便是受此启发。尽管备受诟病，但闭路电视摄像头至少实现了包装上描述的功能：让人们目睹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名人老大哥》这期节目提出了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嘉宾之间的种族、文化或者阶层差异，是否像他们教育水平的差别那么明显。

许多在印度和英国的亚洲人利用我们的教育机会，坚定地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力，使“巴基斯坦佬”（Paki）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毁谤性语言，成为了文明社会中的禁忌。来自于白人和少数族裔的强烈抗议，正是源自于此。

过去15年间，这种坚定有时看起来与《名人老大哥》房间中的滑稽行为同样丑陋，通常会带来自愿的隔离与侵犯。与此同时，它使得英国的亚裔年轻人创造出我们亚裔英国人与众不同的特性，同时具有了非此不会产生的更强烈的自尊心。

尽管这种坚定应当得到赞扬，因为它起到了消除种族主义的作用，但试图限制第四频道曝光那些仍然存在的现象，会对社会造成伤害。